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来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开凿于秦始皇时期的广西灵渠,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先秦三大水利工程,素有“世界奇观”之美誉,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者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翦伯赞在1963年游览灵渠时,题诗赞道:“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不久前,“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市召开,开幕式的六个主题报告中,就有两位学者谈到他们对灵渠的最新研究成果。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河渠?为何历久弥新,至今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条贯通湘漓的天道
“凿开山岭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较多。无限鹊临桥畔立,适来天道过天河。”这是唐代诗人胡曾写下的诗句,他把贯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比喻为“天道”,如同跨越天河的鹊桥一般壮观奇丽。
距离桂林东北方向50多公里的兴安县,地处自古就被视为楚越要津的湘桂走廊,有两条著名的河流发源于此。一条是湖湘儿女的母亲河湘江,另一条是旖旎风光甲天下的漓江。湘江是长江的支流,向北流去;而漓江是珠江的支流,向南流去。
灵渠全长约37公里,自兴安县城边向北、向西,贯通湘漓两江。
据资料记载,当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后,把目光投向岭南地区。因为秦朝的疆域以南,还有很多盛产翡翠、犀角的宝地,并没有纳入版图。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主帅屠雎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征岭南地区,对南方百越部落进行征服战争,史称“秦戍五岭”。
但是,素来战无不胜的秦军,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因为百越部落西瓯人非常熟悉山高林密、河谷交错的复杂地形,善于跋山涉水反击秦军,加上秦军又受到粮草供给困难的牵制,数十万秦军一时进退两难。
公元前218年,负责军需的监御史禄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大约四经寒暑,至公元前214年,终于凿渠成功,史禄成为开凿灵渠第一人。灵渠的成功开凿,打通了湘江和漓江,船只从长江进入湘江,再通过灵渠到达漓江,可以将粮草运到前线,借此秦军最终战胜了西瓯部落,岭南和中南半岛的北部正式划入了秦朝版图。
行走在灵渠南陡边的鲤鱼洲,在状元桥桥头的凉亭里,立有一块高3.2米、宽1.07米的古大理石碑,刻有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后,亲笔题写的《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郭沫若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从此,“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流传至今。
经过历代的维护和修缮,灵渠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经过晚唐李渤、鱼孟威先后修浚,灵渠的通航功能已十分完善,“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不仅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还成为中原与海外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主任江田祥认为,在北宋以前,南方地区变乱较多,灵渠主要发挥着军事运输功能,为前方提供粮草等后勤保障;宋朝以后,经济贸易的主要功能逐渐凸显出来了。
1939年,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从此灵渠的航运量渐渐减少,直至停运。“如今,灵渠的航运功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灌溉农田、排泄洪水功能还在延续,灵渠两岸的四万多亩农田,都是利用渠水灌溉的。”江田祥说。
一道名传千古的奇观
历史上往来灵渠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把灵渠吟唱。据资料记载,可查的古诗词就有400余首,散文、历史文献和碑记500余篇,还有一些对联、题刻等。
清代诗人袁枚,来到灵渠留下《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一诗,形象地描绘了灵渠沿岸的风光: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这首诗很有画面感,清晰又生动地描绘了灵渠的山水本色,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灵渠流传最广的一首千古绝唱。
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1986年10月来到灵渠游览后,写有《秦渠奇迹》:“灵渠奇迹两千载,堪与长城共壮怀。振我十亿腾飞翅,马嘶万里催人来。”全诗气势磅礴、激情飞扬,令人昂扬向上。
南陡阁是后人在渠首修建的一座观景台。登阁极目远眺,灵渠的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秦堤、陡门等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令人不由地赞叹其设计科学、建造精巧,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巧夺天工。
铧嘴,是一座长达70米的砌石导水堤,位于灵渠大坝的最前端,它与紧接其后的大、小天平两座分流石坝,共同组成拦江分流的大坝,把湘江三成的水流引到南渠、汇入漓江,七成的水流通过北渠,回归湘江主航道。
拦河大坝既可阻水,又可泄洪,还能分水。为了建造一个牢固的坝体,秦人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在其四围又铺上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使大坝成为一个整体,任凭洪水冲刷,始终巍然屹立,创造了“水浸松木千年在”的世界水利奇观。
枯水期间,坝面没有被河水覆盖,可以清晰地看到坝基的一块块石头,像一片片鱼鳞,连接着清澈的江水,在阳光照耀下,江面和油光的石头交相辉映,闪烁着光芒,炫目的色彩,熠熠生辉。
通航,是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
因为修建大小天平的石坝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北渠如果是一条直道,势必水流过快,来往的船只容易发生碰撞。因此,古人顺着当地的地理环境,将北渠的航道修建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使渠道逐渐降低到原来河道的高度,减缓了江流的速度,这和盘山公路减缓坡度是一个原理。当地人称之为“弯道代闸”。
南渠解决通航的办法,是修建了一道道陡门,这成为灵渠的又一个奇观。南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航行困难。于是,古人便沿着渠道装上若干陡门即水闸,主要的作用是调节水位,以便船只通航,如同现代的分级船闸。
船舶上行时,进入陡门之后,关闭陡门,等水流高度达到航行标准时,则船舶进入第二座陡门,再将第二座陡门关闭蓄水,以此类推,逐级前进。船舶下行时,在到达陡门之前,先堵塞陡门,蓄水达到要求之后,即打开陡门,船随着陡门所涌出的大量水流,顺势而下。即使在枯水季节,也能满足航运的需要。
秦朝修建灵渠时,是否建有陡门,已无法考证,据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一文,明确记载了晚唐李渤与鱼孟威修建的陡门,北宋以后又陆续修建,最多时有陡门36座,因此灵渠又有“陡河”之称。其中,南渠入口处的第一座陡门,被誉为“天下第一陡”。1986年,来自世界各国的30多位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证实灵渠的陡门比巴拿马的电动船闸早了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
有河就有桥。灵渠的古桥,同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据记载,绵延的灵渠先后建有几十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
例如万里桥,相传是李渤当年维修灵渠时一并修建的,因为从兴安水路行船距唐都长安远达万里之遥,“登临桥头回首望,距京已有万里遥”,遂有万里桥之名。
再如马嘶桥,民间传说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南征至此,本欲骑马过桥,无奈桥已朽坏,战马嘶鸣不前,于是马援便卖马重建此桥,由此得名马嘶桥,为灵渠现存最早的古桥。
灵渠人说,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的剪影。
置身于灵渠青山绿野之间,无论漫步渠畔,还是行舟渠中,最令人惊羡赞叹、心旷神怡的,还是那顺着渠道流淌不息的清澈渠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漓江,就起源于兴安县猫儿山的河水,与流过灵渠的湘江之水融汇而成,多少精华尽在其中,多少美景聚在这里。
一段永留史册的传奇
始建于秦朝的灵渠,当时并未留下多少文字记载。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记录灵渠的史书是《史记》,秦始皇在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的同时,“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这句话虽然只是简单提到秦军向南攻击百越,监禄即史禄为其开凿灵渠运粮援军的史实,但为灵渠的由来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正史记载。
灵渠建成后,历代在使用和维护渠道的同时,也为之增添了更多历史记述,这使灵渠的传奇随着渠水的流淌而不断延伸和丰富起来。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唐兆民(1906—1984)历经四十余年潜心编撰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其中摘录从汉代到民国历代文献有关灵渠的文史资料397条,涉及的典籍既有经典史书、地方志、类书等,也有游记、诗集、辞典及各类杂记、地理志、水经,还有地图、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拓本等,提供了研究灵渠的宝贵史料。
此后,经过诸多学人的持续努力,又陆续出版了《灵渠》(郑连第、刘建新著),《灵渠》(刘仲桂、刘建新、蒋官员等编著),《灵渠志》(兴安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渠历史文化价值与文化战略思考》(崔润民著),《灵渠轶事》(兴安县灵渠申遗办公室编)等一批著作,促进了灵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
今后研究灵渠的路径是什么?
挖掘和利用新史料,需要进一步收集灵渠的文献资料。“一方面,要更加全面地收集海外材料,如报告、游记和记录等,包括越南入华使臣的汉文燕行文献,他们在往返路程中写下了不少有关灵渠的诗文,可体现灵渠在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考古器物、简牍史料的爬梳整理,现在尚有一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江田祥说。
比如,有关灵渠开凿之初的工程构造和形态这一问题,需要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复原。近年来,国内发掘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简牍、乌程汉简等新材料,记载了早期岭南地区与湖南长沙、郴州一带的交通、贸易等问题。
江田祥认为,灵渠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要从水运、水利和水文化等方面去着手,挖掘和整合灵渠的文化资源、文化景观、名人足迹、地域文化,像陡军家族、漓江渔火、桂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灵渠的内涵。
这是研究灵渠历史学者面临的后续课题。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09版)
零元员工持股计划激增背后:慷谁之慨,谋谁之利?******
低价、低考核的员工持股计划频现,上市公司为员工谋福利愈发“慷慨”。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2022年共有264家A股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同比增长18%。其中,35家公司的员工持股价格不超过1元/股,同比翻番,更有21家公司计划推出0元持股方案。
与此同时,市场对于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白送”的质疑声也愈演愈烈。2022年发布0元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中,约半数收到了交易所关注函,要求公司对方案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做出说明。
员工持股计划是重要的中长期人才激励方式。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不少都缺乏对等的考核和约束机制,侵害股东利益的同时,也未能实现员工普惠,成为了少数人攫取利益的手段。
员工持股再成香饽饽
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稳定人才队伍、优化治理结构的重要工具。相比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覆盖范围更广,所受监管更为宽松,在定价、业绩考核、锁定期限上更具灵活性。
2014年6月,证监会首次发布规范员工持股计划的指导意见,点燃了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情。2015年全年,共有277家公司发布员工持股计划(以董事会预案日统计,下同),掀起A股第一波员工持股计划的高潮。
然而,第一波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浪未能延续。伴随着牛市行情的结束,发布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减少。2019年全年,仅有101家公司推出预案,较2015年下降了63%。直到2020年,上市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情才逐步恢复,2021年发布预案的公司数量再度突破200家关口,202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提升至264家,逼近2015年的峰值。
从高调亮相到少人问津,到再成香饽饽,参与者持股收益率的涨跌,或许是员工持股计划受欢迎程度几经变化的重要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购即被套”、“专坑自己人”成了员工持股的标签。根据记者的统计,2019年之前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中,实施一年后出现浮亏的占比高达2/3,约15%的公司股价直接腰斩。部分以信托计划方式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存在一定杠杆,股价的下跌一度引发多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爆仓”,导致参与的员工血本无归。
2019年是员工持股计划整体盈利与否的分水岭。记者统计发现,2019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中,一年后浮亏的比例下降至31%;而在2018年,这一比例高达68.8%;2020年和2021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六成以上在一年后维持浮盈,员工持股计划不再是参与者的负担(图1,见A1版)。一定的获利空间可以保障员工持股计划发挥激励和福利作用。
与员工持股计划数量稳定增长不同,2022年A股股权激励计划同比下降了8.41%。荣正咨询资深合伙人何志聪认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增加也与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上市公司面临业绩增长压力和留人的困境,常规股权激励计划有刚性要求,包括定价和业绩考核等,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激励效果。”
“骨折方案”激增 渐成福利方案
除了受市场环境影响外,员工持股方案中股票认购价格的变化,对收益率的高低起到了关键作用。
以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的拟发行价与董事会预案日前收盘价的比值计算折价,2015年至2018年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平均折价幅度均在10%以内,2020年后折价幅度均超过30%,2022年达到38%。也就是说,2020年后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平均可以六折至七折的价格买入(图2)。
2020年之前,员工持股计划的定价通常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或回购股份均价为基准,给予少量折价。近三年员工持股定价方式更趋灵活,购买折价率越来越高的同时,“骨折价”的员工持股计划数量急剧增多。
2022年,共有35家公司推出1元/股以内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其中21个员工持股计划出现“0元购”(表1)。如果没有对等的考核和约束机制,这些员工持股计划就彻底失去激励效应,成为完完全全的员工福利。
有上市公司表示,从员工激励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可能使得员工无法取得与其业绩贡献相对应的正向收益,同时额外的出资成本也可能导致优秀员工放弃股份奖励而要求等额现金奖励,最终导致激励效果欠佳。出于参与主体激励作用最大化目的,公司选择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
白菜价方案,慷谁之慨?
根据规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主要源自上市公司回购、二级市场购买、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赠予四种方式。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回购是当前最常见的选择。在2022年发布草案的员工持股计划中,股票全部或部分来源于上市公司回购的占比73%。
从这一层面来说,回购型员工持股计划的成本由上市公司负担。然而,有些自身盈利情况堪忧的上市公司仍斥“巨资”回购股份,再以低价或零对价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不符合员工持股计划所倡导的公司、员工、股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在2022年受让价格折价幅度超过50%的员工持股计划中,16.2%的公司2021年净利润亏损,有的甚至已连亏多年。此时推出低价的回购型员工持股计划,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公司成本,使公司业绩雪上加霜。
2022年12月,首航高科的0元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上以超过90%的反对票被否决。首航高科已连续两年亏损,2022年前三季度仍亏损1.22亿元,加上激励对象此前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行为,这一员工持股计划被投资者质疑有掏空公司之嫌。同月,另一家推行0元员工持股计划的金盾股份,虽然股东大会上表决通过,但中小股东投下反对票的比例达67.89%。
因推出“骨折价”员工持股计划遭受质疑的不乏白马股。2022年9月,中炬高新的半价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上被以58.33%的反对票否决,中小股东更是投出了85.93%的反对票。该公司多名董事在董事会表决中也提出反对意见,理由包括该持股计划将为公司带来数亿元亏损、福利性质大于激励性质、控股股东控制权加强进而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等。
作为具有福利属性的激励形式,员工持股计划存在一定的折价是合理现象。但如果折扣过高,则难免引发市场对于计划实施初衷和公平性的质疑。
利益倾斜之下,谁最受益?
与股权激励仅面向董事、高管、核心人员和少数骨干不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参与对象为所有公司员工,具有普惠性。上市公司可自主选择持股计划的覆盖范围,并自行确定各类对象的持股份额及比例,经董事会确认后,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即可。
不过,记者梳理发现,部分低价员工持股计划,股份认购比例向董监高群体严重倾斜(表2)。在2020年以来发布的200余个折价率超过50%的方案中,34个计划的高管认购比例超过50%。由于董监高人数较少,这类利益倾斜的员工持股计划容易成为个别人攫取利益的工具。
例如,2022年11月发布员工持股计划预案的ST中嘉,7位认购对象中4人为董监高,认购比例高达92%,仅副总裁朱林1人认购比例就高达72.54%,但朱林2022年3月才上任公司副总裁。解锁股票仅设置了个人考核目标,未设置公司考核目标。
再如恺英网络,公司在2020年至2022年共发布过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预案日收盘价算,对应市值超过3亿元。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中,董监高认购的总份额占比高达76%,三期受让折价率均超过50%。2022年1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显示,仅董事长金锋一人的股份认购比例就占到当期全部份额的31.63%。与其称为员工持股计划,不如叫作高管奖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份转让价格、业绩考核均有明确的要求,而员工持股计划操作更为灵活,员工持股计划向董事和高管群体大幅倾斜,难免引发市场对于公司借员工持股计划刻意规避股权激励中更苛刻的授权要求和更严格监管的猜想。
业绩考核放水,激励变成白送?
不可否认,上市公司有权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奖励优秀员工,但派发福利不应以牺牲股东利益为前提。尤其对于低价员工持股计划,更应该在业绩考核设置上把好关,设置相应的约束机制。然而,当前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中,相当一部分设置的业绩考核标准较低,指标五花八门,有的公司甚至完全不设置任何解锁考核。
在交易所发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关注函中,业绩考核标准的合理性是重要关注点(表3)。2022年,通源石油、福光股份、通达股份等多家1元/股以内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未设置任何业绩考核标准。
这些公司在员工持股计划推出前,业绩表现就多数不尽如人意。如通源石油,公司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所回购股份的总费用约为928万元,而公司2021年净利润仅有1458.5万元。福光股份在2020年和2021年已连续两年净利润下滑,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继续下降39%,通达股份2021年净利润更下滑80%。
除未设置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情形外,还有一些员工持股计划因考核标准过于宽松受到质疑,其中包括设置的业绩增速过低、选择业绩大幅下滑的年份作为基期、考核解锁标准选用了产能等非业绩指标等。
宽松的解锁标准下,顺利完成短期业绩考核目标成为大概率事件。即便如此,有的上市公司在发现未能完成业绩考核目标时,直接下调了考核标准,使本就宽松的考核标准进一步丧失严肃性。记者粗略统计,2022年超过5家公司发布了业绩考核目标调整公告。
2022年5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下调2021年6月发布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标准,调整后2022年需达到的净利润标准比调整前减少约36亿元。此前,格力电器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利益过于倾斜高管群体而备受争议,一度导致股价大跌,此次因没有达到要求而下修业绩考核门槛的举措,更使本就饱受争议的员工持股计划遭受更大质疑,企业公信力受损。
暗藏利益输送路径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本意是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不过,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灵活和监管的相对宽松,在增加上市公司自由度的同时,也为利益输送留下了空间。
基于前文提及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争议点,不难勾勒出员工持股计划可能暗藏的利益输送路径:上市公司以真金白银回购的股份实施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并将认购比例向少数董监高倾斜,最后设置宽松的股份解锁考核指标,公司和股东利益受到侵害。
从锁定时长来看,2022年实施的高折价员工持股方案中,约有21%的方案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其余方案中,绝大多数为三年内分批解锁。整体来看短线特征明显,不利于员工持股计划实现长线激励的目标,也容易在股份解锁后使股价承压。
利益输送是监管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面对监管关注函中的质询,不少上市公司给出的回复也模板化、套路化严重,颇有“打太极”的意味,并不能很好地为投资者解惑。
例如,某公司在回复交易所关于未设置短期业绩考核目标的原因时称,“公司未设置短期业绩考核解锁目标,更有利于核心骨干员工增加对公司的认可,有利于引导员工持续关注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非短期业绩及股价波动,有利于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利益长期保持一致的目标,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公司及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另一公司在回复为何将受让价格定为0元时称,“公司以0元/股受让公司回购的股份,体现了公司对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不少公司在回复公告中表明,实施0元员工持股计划是参考了其他已实施公司的案例。
这些回复显然缺乏事实支撑,不符合多数投资者的认知,难以打消投资者对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动因的质疑,关注函回复仿佛只是走了个过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认为,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并非没有成本,也可能是为公司未来稳定持续运营暗藏了成本,其中就包括少数内部人侵占外部分散股东利益合法途径的行为。
针对目前在A股出现的0元员工持股计划,郑志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还原员工持股计划的原本设计激励初衷,使激励员工不仅付出持有成本,而且需要设置严格的解锁条件;二是通过在股东大会表决上设置更高的通过门槛,赋予小股东阻止利益侵占和输送的可能和途径。
荣正咨询何志聪表示:“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看,人才激励应该更多包容,更多个性化特点,而不是风险。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层面,主要防范利益输送的风险,比如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参加,高管是否能大比例参加,如果是奖金换股,对提取奖励的规则应进一步披露信息。”
“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应以公平性为前提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这些年,腾讯、京东、小米等大厂常常斥资上亿元进行员工股权激励,甚至直接向员工派送股票,壕气十足。员工心满意足,看客心生羡慕,这一股份奖励多被解读为关怀员工,实现利益绑定和共赢的治理方式。
反观A股市场,自2019年三七互娱首次推出0元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关于员工持股0元购的争议始终不断,优质的龙头公司也难以幸免。同样是上市公司推行员工福利,舆论为何两极分化?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员工持股计划受到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低价或是0元本身,而是计划的公平性。
首先,方案本身是否公平。以腾讯为例,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以重点激励和普惠奖励相结合,2020年至2022年共推出了10期员工股份奖励计划,授予人数最多的有2.97万人,占全部员工人数比例超过20%,授予人数最少的也有2400人,且均为非关联人士,即不包括董事和主要股东。
而A股上市公司近三年实施的1元/股以内员工持股计划,授予人数占员工总数的平均比例约为6%,董监高平均认购比例22.5%,倾斜性严重,普惠性较差。这使得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动机受到质疑。
其次,方案是否侵害了股东的利益。那些受到市场肯定的员工股份奖励计划,公司长期保持了稳定的业绩增长,并多伴有大手笔分红。股东长期从公司成长中获益,自然更加信任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也更信任公司的治理方式。
A股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中,不少公司不仅业绩差、分红少,在业绩考核上也一味降低标准,同时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性的预期。
可见,大多数股东只要切实分享了企业成长的成果,从持股中稳定获益,就并不会真正在意企业以适当价格向员工发放股份奖励。这样能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共赢。
在政策完善和监管层面,为充分发挥员工持股计划的长效激励作用,避免其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政策应以维护公平为前提,在保持员工持股计划灵活性的同时应适当提高实施门槛。同时,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实施长期计划,以激励和约束对等为原则,完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约束机制,维护市场各方利益的公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